淺議買賣合同約定由最終客戶檢驗的效力

案情簡介：

2004年8月，天津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發下簡稱貿易公司）與浙江某紡織公司（以下簡稱紡織公司）、天津某服裝廠（以下簡稱服裝廠）分別簽訂一份《購貨協議》和一份《承攬合同》，從紡織公司購入一批面料，由服裝廠加工成兒童服裝。貿易公司準備將這批兒童服裝出口到國外。在《購貨協議》中對面料的質量要求表現為兩方面：第一，約定顏色必須同需方（貿易公司）確認的色樣，面料質地必須同供方（紡織公司）事先提供給需方的面料樣；第二，約定驗收方法，承攬方保證其所提供的貨物必須符合合同及定作方國外客戶的要求，最終檢驗以定作方的客戶檢驗為準。如果貨物運抵國外目的港后，凡因承攬方原因造成定作方的國外客戶向定作方提出索賠及由此給定作方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均由承攬方承擔。其中第二方面的約定也同樣出現在《承攬合同》中需要說明的是，在《購貨協議》中并沒有說明面料的用途，也沒有說明外商的名稱。目前，此類條款在我國的用于外貿出口的國內買賣合同、承攬合同中普遍存在，約定以國外（最終客戶）的檢驗為準，減輕了買受人的責任。對于這樣約定的條款的效力是存在很大爭議的。

分析：

認為這種約定有效的觀點認為，這種約定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應當是有效的。但我們的觀點認為該約定應當無效。

一、該約定違反合同相對性原則

在探討上述合同條款是否合法這前，還需要弄清這樣一個問題：以上《購貨合同》和《承攬協議》都是由具有我國國籍的自然人或法人訂立的，合同的權利義務發生在我國境內。除此之外，事實上還存在一個另一類的合同關系，它的一方當事人是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另一方是在我國境內設立的擁有進出中經營權的外貿公司。在這個合同中，由于一方當事人具有涉外因素，因而從性質上講它屬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外國自然人、法人是該合同的買方，外貿公司是合同賣方。將它和國內合同聯系起來看，外貿公司一方面作為定作方向國內加工承攬商定制貨物，另一方面又要作為賣方向國外用戶出售貨物，通過這種先買后賣，外貿公司相繼成為國內、國外兩種合同關系的主體當事人，對內對外要承擔不同的權利義務，從貿易實務的角度來講，外貿公司這時具有了一種中間商的地位。由此看來，從本案引發出來的合同關系不止一個，而且涉及國內、國外兩部分內容。國內合同，從性質上講屬于買賣合同和加工承攬合同，國外合同則屬于上一個典型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

合同的相對性，本是英美法系的術語，其基本含義是：合同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只能賦予給當事人或加在當事人身上。在英美法中，合同的相對性規則包含如下內容：第一，只有合同當事人可以就合同起訴和被訴；第二，合同當事人可以為第三人設定權利，但第三人不能請求當事人履行合同；第三，若訂立合同的允諾是向多人作出的，則受允諾人或其中任何一人均可就允諾起訴；第四，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只能免除當事人的責任。在大陸法系，與合同相對性相應的概念是“債的相對性”。債的相對性理論源于羅馬法上的“任何人不得為他人締約”和“（締約）行為應在要約人和受約人之間達成”等規則。綜上分析，雖然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關于合同相對性的內容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認為：合同只在特定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約束力，只有合同一方當事人能基于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概括起來，這一原理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合同主體的相對性。合同主體的相對性是指合同只存在于特定當事人之間，合同的權利義務也只能由該特定當事人享有和承擔。具體地說，首先，合同的主體特定，即合同關系中的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均是特定的。其次，合同中所確定的權利只能由合同權利人享有，而合同中所確定的義務也只能由合同義務人承擔。非合同當事人不得享有合同權利，亦不得承擔合同義務。從本案來看，國內買賣合同的特定主體分別為貿易公司和紡織公司，它們是該合同關系的特定當事人。如果出賣人不履行合同義務，買受人有權依合同對其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反之亦然。但是，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與任何一方當事人之間都不存在合同約定，因而無權向他們中的任何一方提出合同上請求或訴訟。

第二，合同內容的相對性。合同內容是指基于合同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包括債權人和債務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所謂合同內容的相對性，指的是除法律、合同另有規定以外，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某個具體合同所規定的權利，并承擔該合同規定的義務，除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這一原理實際上是說，構成合同內容的具體權利義務都是相對的，合同權利人僅對合同義務人享有合同權利，而合同義務人僅對合同權利負有義務。具體到買賣合同來看，交付義務是出賣人的基本義務。買受人相應具有一種對其交付貨物的驗收權，買受人只有經檢驗接受了貨物，才可能實現其債權。這是從合同中債權債務關系上來說的。但是，換一種角度，從合同的履行上來看，這種驗收又是買受人的一項義務。因為買受人不進行驗收，就可能不向出賣人支付報酬，而且依據后付主義的立法，出賣人只有在交付了貨物以后，才能取得報酬。在本案中，無論是從合同內容的相對性原理，還是從義務的承擔角度上說，國外客戶都不具備承擔國內合同上義務的主體資格。

第三，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所謂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是指合同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即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違反合同的責任的相對性，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違約當事人應對因自己的過錯造成的違約后果承擔違約責任，而不能將責任推卸給他人。

2、在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債務不能履行的情況下，債務人仍應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3、債務人只能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應向國家或第三人承擔違約責任，因為只有債權人和債務人才是合同當事人。

在買賣合同中，出賣人違反質量瑕疵擔保義務承擔違約責任時，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出賣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質量要求。出賣合同中約定了工作成果的質量要求和標準的，出賣人交付的貨物應符合合同的約定。（2）買受人接受貨物后在合理的期限提出質量異議，買受人未對貨物進行驗收或者驗收后發現有暇疵，在規定的期限內未通知出賣人的，視為出賣人交付的工作成果符合質量要求，出賣人不負違約責任。在本案中國內出賣人紡織公司提供的貨物必須符合買受人國外客戶的要求，因質量瑕疵國外客戶向定作方提出的索賠應由國內出賣方負責。從事實情況來看，在買賣合同的具體簽定過程中，國外客戶并沒有作為一方當事人，直接或間接（通過授權委托代理人）地參與協商談判，國內出賣方對國外客戶的情況一般也并不了解，至于國外客戶對貨物究竟在何要求，出賣方更是一無所知。在一方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要求他對一個合同外的第三方承擔法律責任，顯然有違常理。所以，出賣合同中的這兩項條款不僅違反了合同責任的相對性原理，而且與事實情況不符，缺乏成立的事實根據，因而，在法律上應為無效。

二、該約定違反商業風險承擔原則

風險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常被人們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在經濟學上，所謂風險是指某種不利事件或損失發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數。換言之，即指人們因對未來行為的決策及客觀條件的不確定性而可能引起的后果與預定目標發生多種偏離的綜合。從本質上來看，風險是在特定的客觀情況下，在特定的期間內，某種損失發生的可能性。

商業風險作為風險的一種，是指從商者在商業經濟活動中因經營失利所應承擔的正常損失。一般來說，商業風險是可以預見的，它的發生與經營者的素質、經驗等自身因素有關，取決于經營者是否遵守商品的價值規律，是否了解市場行情以及對市場信息的判斷力等，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商業風險是一種正常風險。另外，商業風險的大小，還與經營行為的投機性大小和經營的獲利程度有關，經營者所從事經營行為的投機性越大，獲利程度越高，商業風險就越大，反之亦然。在商業經營者從事合同交易的場合，在合同履行期間或者其他期間，商業風險所導致的法律后果是當事人“責任自負”。按照商業風險責任自負原則，無論出現何種情況的商業風險，對當事人都不能免責，而應自行承擔風險。如果當事人因此而不履行合同則應承擔違約責任，給對方造成損失的，還應承擔賠償責任。

依商業風險責任自負原則，商業風險是不能轉嫁的。貿易公司必須獨立承擔其與國外客戶訂立合同而產生的商業風險，不能將履行風險轉移給上一合同的定作人一方。而案中所涉質量條款的約定，實際上是將本應由貿易公司對國外客戶承擔的標的物瑕疵擔保責任轉嫁給國內出賣方承擔，明顯違反了商業風險責任自負原則，因而是不合理的，無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對于上述國內買賣合同中的條款，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國內出賣人提供的貨物有瑕疵，違約在先，而貿易公司和國外客戶均無過錯，從過錯責任出發，國內出賣人自然應當承擔下一合同（國際貨物買賣合同）與上一合同（國內出賣合同）的全部違約責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在經濟糾紛中，所謂主觀上的過錯，只能指雙方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對可能造成的損失應有商業上的合理預見，如果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對方當事人在這個可預見范圍之內提出的違約賠償要求是合理的，超出部分就是不合理的。這也是當今世界立法處理合同違約賠償責任的一個基本準則。《法國民法典》第1150條規定：“如債務人的不履行并非由于債務人的欺詐時，債務人僅就訂立合同時所預見的損害或利益負賠償責任。”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715條規定，由于賣方違約未能滿足買方一般的或特殊的要求而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只要賣方在合同訂立時有理由知道此種要求和需求，則該損失是買方無法合理避免的，賣方應對此間接損失負賠償責任。《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7、4、4條也確認了這一原則，規定：不履行方當事人僅對在合同訂立時他能預見到或理應預見到的、可能因不履行而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我國《合同法》規定得更為明確，第113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的，損失賠償額“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在我國進出中貿易實踐中，一般來說，國內出賣方在與貿易公司訂立出賣合同時，對貿易公司定制貨物的用途是知道的，即他知道該批貨物將通過出口轉售給他人。基于這一事實前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出賣人對貿易公司將來的合理利潤收益應是預見或應當預見的，并且，在通常情況下，這種預見是通過在國內出賣合同中訂入違約金條款來表現的。具體到本案來看，按照《購貨協議》的規定，因紡織公司原因造成的國外客戶向貿易公司提出索賠及由此給貿易公司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均有紡織公司承擔。這里的一切經濟損失包括依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中的違約責任條款違約方應負的賠償數額。從商業風險的角度來講，貿易公司設定的更高的違約金或賣給國外客戶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與損失，國內紡織公司是不可能預見到的。對于這部分不能預見到的損失，如果依該條款規定也讓國內紡織公司承擔，顯然違背了商業風險的原則，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因而不能成立，在法律上應屬無效。

摘自《中國律師》作者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