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保物權作為物權的一種類型，在性質上屬于支配權，而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原則上為請求權，因此，擔保物權不適用訴訟時效。但是，擔保物權又屬于擔保主債權實現的從屬性權利，當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時，對擔保物權的效力有何影響？我國新通過的物權法對此有明確的規定。物權法所設立規則的正當性是什么，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解釋適用，值得探討。

　　在比較法上，有一種立法例規定，主債權訴訟時效的完成對擔保物權的效力沒有影響。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16條第1款規定：“請求權有抵押權、船舶抵押權或質權擔保的，消滅時效完成不妨礙債權人從該負擔擔保的物中求償。”依據這一規則，當主債權的時效期間完成后，擔保物權的效力不受任何影響，擔保物權人仍然有權行使擔保物權以滿足其債權的實現。

　　這一規則存在很多的缺陷：第一，擔保物權作為從屬性的權利，其效力原則上應從屬于主權利，當主債權因訴訟時效的完成而效力有所減損時，擔保物權的效力卻完全不受影響，因此這一規則突破了擔保物權的從屬性。第二，當擔保物由債務人之外的第三人提供時，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后，債務人有權拒絕履行債務，相反，擔保人卻不能受到訴訟時效制度的保護。擔保人的責任期限比主債務人還要長，而且，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后，擔保人還要成為實質意義上的第一順位責任人。第三，由于擔保人在承擔擔保責任后享有向債務人追償的權利（這一權利的訴訟時效起算點為承擔擔保責任之時），因此，債務人因訴訟時效完成獲得的時效利益可能會重新喪失，也就是說，不論擔保物由債務人還是第三人提供，債務人在實質上可能都無法獲得訴訟時效制度的保護。第四，當主債權在實體上已經消滅時，擔保物權會隨之消滅（我國物權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也作了規定），因此，當擔保權人實現擔保物權時，首先需要考察主債權是否已經消滅，而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之一正是要避免考察很久之前的債權是否已經消滅。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44號）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的訴訟時效結束后，擔保權人在訴訟時效結束后的2年內行使擔保物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這一規則的優點在于，為主債權時效完成后的擔保物權另行設定了一個2年的期間，有利于督促擔保物權人及時行使權利，避免擔保物權長期不行使而使法律關系處于不確定狀態。但是，在主債權訴訟時效完成后的2年之內，上面提到的問題仍然無法避免。

　　物權法第二百零二條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依據這一規定，主債務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后，債權人既可以向債務人請求履行主債務，也可以通過實現抵押權來滿足其債權，但如果債權人怠于行使權利而導致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不僅債權受到訴訟時效的影響，抵押權的行使也受到訴訟時效的影響。這一規則能夠避免因抵押權人長期不行使抵押權而妨礙抵押財產的流轉，有利于法律關系的盡早確定。依據這一規則，不論抵押財產由債務人提供還是由第三人提供，債務人都可以確定地受到訴訟時效制度的保護，不至于因第三人的追償而使債務人獲得的時效利益重新喪失。

　　物權法第二百零二條的規定不僅維護了抵押權的從屬性，而且符合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據會發生弱化，被告提出抗辯會越來越困難，因為相關的書面材料可能已經銷毀，證人可能已經遺忘，其記憶不再準確，證人甚至無法找到或者已經死亡。一個請求經過多年一直沒有主張，最大的可能是該請求已經得到了履行，被告已經履行了義務，只是丟失了相關的證據，不能提出充分的抗辯。此外，依據弱化的證據，法院將無法作出公正的裁判。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正是要避免依據弱化的證據去考察請求權是否仍然存在，被告可以直接行使訴訟時效抗辯來代替實體法上的抗辯。債權人在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內怠于行使債權和抵押權，當時效期間完成后，債務人和抵押人都有權主張訴訟時效完成的抗辯，這樣就可以避免對主債權是否已經消滅做出實體法上的考察。因此，這一規則與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相吻合。

　　抵押權人如果沒有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抵押權，其后果是“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而不是“抵押權消滅”。因此，在訴訟時效完成后，抵押權人只是不能通過法院請求拍賣或變賣抵押財產，抵押權人仍可以通過與抵押人協議等方式就抵押財產優先受償。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物權法在質權和留置權部分并不存在與第二百零二條類似的規則，相反，物權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出質人可以請求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及時行使質權；質權人不行使的，出質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拍賣、變賣質押財產。出質人請求質權人及時行使質權，因質權人怠于行使權利造成損害的，由質權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二百三十七條也規定：“債務人可以請求留置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行使留置權；留置權人不行使的，債務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拍賣、變賣留置財產。”可以看出，與抵押權截然不同，質權和留置權并不受主債權訴訟時效的影響，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后，質權人和留置權人原則上仍然有權行使質權和留置權，擔保人不能依據訴訟時效進行抗辯。

　　這一區分的根據在于，抵押權的設立不轉移擔保物的占有，而質權和留置權的設立則需要轉移對擔保物的占有。由于質權人和留置權人占有擔保物，當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時，如果不允許擔保權人行使擔保物權，而允許擔保人以訴訟時效完成為由請求返還擔保物，則不僅與訴訟時效制度維護現存秩序的功能相違背，而且對擔保權人有失公平。因為質權人和留置權人之所以一直沒有行使債權和擔保物權，可能正是考慮到自己占有著擔保財產，自己的權利一直有所保障。另外，訴訟時效制度推定時效期間完成時債務人已經履行了債務，而債權人仍占有質押財產或留置財產的事實，說明了債務仍然沒有得到履行，推翻了訴訟時效制度的上述推定。當然，主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后仍然能行使質權和留置權，意味著擔保人和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后實質上仍不能獲得訴訟時效制度的保護。但是，這一結果在質權和留置權設立之初就是可以預知的，當事人在擔保物權設立之時就應當知道這一風險，因此，由擔保人和債務人承擔這一結果，算不上苛刻。

　　代表了民法最新立法趨勢的《荷蘭民法典》（第323條），同樣區分擔保物權人是否占有擔保財產而賦予其不同效力，與我國物權法的立場類似。因此，我國物權法關于主債權訴訟時效完成后擔保物權效力的規定，不僅科學合理，而且順應了最新的立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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