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永泉 發布時間：2006-10-30 09:35:08

--------------------------------------------------------------------------------
　　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當時，其頒布實施不僅是司法審判實踐部門的期盼，法學理論界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證據規定》頒布實施4年多以來，一些法官認為《證據規定》不適合我國國情，認為該規定的一些內容缺少合理性和科學性；《證據規定》頒布之初，法院審判民事案件都嚴格遵照《證據規定》的要求，而現在一些法院已表示或已經放寬乃至放棄了對《證據規定》的適用。也有一些學者對現行的《證據規定》提出了種種質疑。
　　目前，民事訴訟法面臨修改，我們將如何認識《證據規定》，是完全否定，還是完全肯定？是利用修改民事訴訟法完全吸收《證據規定》的內容，或是予以修改完善？所以，現在很有必要對《證據規定》及其在審判實務中的運作進行分析和思考，找到癥結，提出建議。
　　二、《證據規定》的積極意義
　　首先，《證據規定》的頒布實施，統一了我國地方各級、各地人民法院在處理訴訟證據方面的混亂做法。眾所周知，在《證據規定》頒布實施以前，許多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甚至一些基層人民法院都在制定自己的證據規定，導致了證據制度或證據規則在中國法院系統內部的極不統一和混亂。《證據規定》的頒布實施，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使得各級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統一根據《證據規定》的要求審判民事案件。
　　其次，《證據規定》不僅是民事審判經驗的總結，也是民事審判改革成果和學術理論研究成果在證據制度方面的體現。《證據規定》不僅僅對全國各級、各地人民法院評判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起到十分重要的統一規范作用，也是對過去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集中體現了司法審判中證據制度改革的成果。同時，《證據規定》出臺經過了學者們廣泛參與、研討和論證，充分吸收了學者們在證據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許多規定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而且，《證據規定》的頒布實施，為將來我國的民事證據立法提供藍本和實踐經驗。
　　第三，克服了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弊端，為進一步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指導。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起，法院系統就開始了以保障公正裁決為目的，以公開審判為重心，以三個強化即“強化庭審功能、強化當事人舉證、強化合議庭職責”為內容的審判方式改革。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與證據制度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本身就是圍繞著證據制度改革展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實質是證據制度的改革。強調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事實主張、抗辯事實都應當提出證據予以證明，注重當事人舉證，重視法庭質證、認證既是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其結果必然會使民事證據的收集和審查判斷更加科學規范，《證據規定》充分體現這一要求，強化了當事人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極端職權主義的證據程序功能模式。《證據規定》還在其他方面為進一步推進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體要求。如，關于公開審判的問題，《證據規定》第七十九條要求通過裁判文書公開法官心證，對于推進裁判文書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關于庭審程序問題，該規定第五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針對證據證明力有無以及證明力大小，進行質疑、說明與辯駁”，這意味著傳統的明確劃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格局需要進行調整；證據交換制度的規定，要求必須建立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審前準備程序，建立和完善不應訴判決或者缺席判決制度，等等。
　　第四，細化和完善了民事證據制度。《證據規定》規定了舉證責任的客觀內容和主觀內容，明確了不完成舉證責任的法律后果，完善了舉證責任制度；設置舉證時限制度，初步改變了證據隨時提出主義，建立了證據適時提出主義制度；確立了法官釋明和心證公開制度，要求法官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適當地行使釋明權，公開法官的心證，這有利于防止法院裁判的突襲行為，制約審判權行使中的過分隨意性，同時也就增強了當事人進行訴訟的目的性；關于舉證妨礙推定制度，這是在借鑒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相關立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審判實踐而制定的，完善我國證據制度的內容，彌補了我國證據制度中的缺陷；從觀念上改變了我們過去對自由心證制度的誤解和偏見，建立了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有利于準確地評判證據的證明力，從而通過對證據的運用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為正義的裁判提供事實基礎；在自認制度、證明標準等許多方面的規定，不僅是對證據制度的完善，而且也促進了審判的公正性。
　　三、《證據規定》功能實現的有限性
　　民事證據制度與民事訴訟聯系非常緊密，民事證據制度是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事證據制度的具體運作環境是民事訴訟，其立足點和宗旨直接在于為通過民事訴訟作出裁判提供事實根據。因此，民事證據規定在其宗旨和內容方面與民事訴訟法緊密相關，如果民事訴訟法本身的規定不完善，或者缺少相應的制度規定，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有效性必定不能夠得到保障。有人說：“審判是一種把一片片證據拼在一起的工作。”因此，民事訴訟或民事審判在本質上就是運用民事證據規則證明案件事實的活動，而民事訴訟必須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運作，如果民事訴訟法存在某些欠缺或滯后，不能夠很好地為民事證據制度的運作提供程序基礎和程序保障，民事證據制度也當然就不能夠很好地發揮其作用和功效。
　　我們知道，舉證時限制度與證據失權相伴，設置舉證時限制度就必然存在證據失權問題。舉證時限和證據失權都必須以審前準備程序中的爭點整理和固定為前提，而爭點的整理和固定需要當事人雙方在規定的時間內提出事實主張和抗辯事由，這樣一來，就必然要求被告書面答辯狀。正因為如此，《證據規定》要求被告“應當”在答辯期間內提出書面答辯狀。然而，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在答辯期內向法院提交書面答辯狀屬于被告的訴訟權利，這就直接導致了舉證時限制度難以合理、公正運作，設置該項制度的內在價值也就難以體現出來。又如，審前證據交換應當在審前準備程序中完成，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完整而獨立的審前準備程序，現行的規定只不過是為開庭做準備的事務性的審前準備工作，如送達起訴狀、答辯狀副本、傳票等法律文件，這就必然導致證據交換制度不能夠有效實施。再如，自由心證制度，采用自由心證的基本前提保障是：法官資格限制，保障法官能夠以其法律素質、理性良知及其所熟知的經驗法則、邏輯法則等形成合理心證。同時，在心證形成過程中和心證形成以后都有相應的保障、制約和救濟措施，但是，我國的相關制度并不完善。
　　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機械地理解適用《證據規定》，也導致其預設價值功能不能夠很好的體現。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立法精神，任何一項法律制度都有其預設的價值目標。在司法審判中適用法律制度必須要理解和掌握立法精神和內在價值，適用法律的結果必須體現立法的精神和價值。任何一個國家的證據制度都是以追求客觀真實作為其根本目標，為此，實施證據制度就應當保障當事人能夠充分的獲取與案件有關的訴訟資料，給予當事人充足的舉證時間和有效的保障手段。當然，我們需要重視提高訴訟效率，但我們要認識到只有在公正裁判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訴訟效率，而真正的公正裁判需要以最大限度地發現或者接近案件的客觀真實為基礎。
　　舉證時限制度當然包含有防止訴訟過分遲延和當事人訴訟突襲的法理價值，但這不能夠背離證據制度追求案件客觀真實的價值目標。根據某中級人民法院的課題研究報告，當事人和社會公眾期待法院的審判追求案件客觀真實，而法官則更注重訴訟效率，追求法律真實。正是由于存在把法律真實作為審判追求目標的觀念，在司法審判中，一些法官卻時常機械理解、孤立地理解《證據規定》的個別條款，背離了《證據規定》的根本價值目標，從而也就影響了《證據規定》的有效實施。據筆者了解，許多法院給予當事人的舉證時限都是比較短的，如果適用簡易程序，一般規定舉證時限為15天，如果適用普通程序，則一般規定為30天。于是，許多法院的民事訴訟程序都呈現出這樣的格局：
　　簡易程序：當事人舉證時限15天+法院審理75天
　　普通程序：當事人舉證時限30天+法院審理150天
　　這種格局必然導致過分地追求訴訟的高效率，降低了對客觀真實的發現，有悖于證據制度設置的內在價值。法院往往以“當事人舉證須知”這種格式的形式告知當事人舉證時限，不論何種類型的案件，也不論案件是簡單還是復雜，也不論需要調查收集的證據多寡和難易，都統一限期15天（簡易程序）和30天（普通程序）。而《證據規定》要求的是給予當事人舉證的最低時限，法院卻統一作為當事人舉證的最長時限，完全有悖于《證據規定》的精神。
　　四、《證據規定》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關于非法證據排除問題，《證據規定》提出了新的非法證據的判斷標準——以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與1995年的《批復》相比，新標準更為合理，非法證據的范圍也大為縮小。然而，新標準仍然只是一個相對明確的判斷標準，其中仍有或明或暗部分。關于書證評判問題，雖然規定了最佳證據規則的要求，但沒有例外的詳盡規定；對書證證明力的大小評判的規定，顯得有些含混不清，甚至存在沖突和不協調。關于鑒定制度，根據《證據規定》第二十七條的要求，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員不具備相關的鑒定資格的；鑒定程序嚴重違法的；鑒定結論明顯依據不足的等情形，才能夠申請人民法院重新鑒定。我們知道，有許多由法院委托或者指定的鑒定，其鑒定人員、鑒定規則和程序等，法官事先也是不知道的，當事人根本沒有辦法提出證據證明上述情形，這樣一來往往難以啟動重新鑒定程序，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鑒定事項真實的發現，有悖于證據制度的目的。關于證人制度，《證據規定》第五十七條規定：“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這里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內容是“親身感知的事實”，而不是“知道的事實”，事實上借鑒了排除傳聞規則。但是，一概排除轉述他人在法庭外的陳述，即排除一切傳聞證據卻不利于更多、更有效地獲取與案件事實有關的訴訟資料，最終導致有悖于對案件真實的發現，應當設置合理的例外情形。
　　（作者系蘇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后）

來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