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無程序運行的如何，直接關系到司法機關能否最終實現公正、效率的執法宗旨。在2004年10月廣州召開的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年會上，筆者聽到某省高級法院的一位法官向與會代表透露的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某中級法院在審理一起故意殺人案后，由于證據不足，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162條第三項關于疑罪從無的規定，做出了無罪判決。但是，判決宣告后被害人家屬極為憤怒，認為法院不為民伸冤，徇私枉法，憤怒之余，竟喪失理智地抓獲了被告人的兒子并當場砍下其頭顱，揚言“法院不給我報仇我就自己報仇”。這是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力行無罪推定引發的一起極為嚴重的案件，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推行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現實條件下所面臨的極為強大的阻力。筆者利用開會的機會調查了數十名高、中級法院的刑庭審判員和檢察機關的刑事檢控官員，從中得知檢察院和法院在無罪推定上所遭受的巨大壓力均帶有普遍性，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疑罪不敢從無的客觀現實。 據了解，檢察院、法院疑罪不敢從無遭受的壓力，一是來自被害方的家屬、親友，多采用威脅或圍攻檢察院、法院以及辦案人員或者上訪、尋求媒體介入等方式表示不滿，采用阻塞交通、上街游行的事件也時有發生，上述自行復仇的方法是較為極端的表現；二是來自司法機關內部，法院做出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后，公安、檢察機關往往認為是對其偵查、起訴工作的徹底否定，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后，公安機關也大為不快，往往找出種種理由申明其證據確實充分，足以構成犯罪，會大大影響其年終考核；三是來自于部分黨政領導的干預。事實證明，有些黨政領導往往從維護穩定大局和服務區域經濟出發，采取指示、命令的方法或者采用由主管部門召集公、檢、法三家負責人共同商議、共同承擔責任的辦法，用“督辦”的名義責令檢察院、法院必須做出有罪判決。有的審判員對此形象地表述為強令法院扎扎實實辦糊涂案；四是來自新聞媒體的壓力。部分報紙甚至電視臺在得知案情后往往事先進行報道，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犯罪嫌疑人已經確鑿無誤實施了犯罪并構成犯罪的心理定勢，或者在法院判決后評頭品足。新聞媒體的不適當渲染、誤導嚴重地強化了公眾和被害人以及部分黨政領導對這些不起訴決定和無罪判決的對立情緒和誤解。 針對上述現象，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普遍認為應采取以下對策：一是加強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宣傳力度，讓更多的人（包括司法人員）了解無罪推定原則的含義和意義，以逐漸扭轉傳統的有罪推定觀念；二是用立法規范新聞媒體對案件的不正當介入；三是確實推進刑事司法體制的改革，以排除來自各方面的非法干預；四是提高法官素質，提高其判決水平，增加其判決勇氣。筆者認為，上述對策（包括對原因的分析）不無道理。有罪推定是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組成部分，無罪推定在中國是一個新概念，除了加強對公民乃至司法人員的宣傳、教育力度外，根本的還要靠依法治國進程的逐漸推進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新聞媒體對案情的不正當報道目前確實對司法工作造成了較嚴重的負面影響，理應用立法加以規范，參照其它國家的做法，應特別禁止在案件沒有做出最終決定和判決生效前報道案情；排除干擾是審判獨立的前提條件，正如一位審判員所說：“審判不獨立法官膽子就大不起來，目前，法院的人、財、物受制于地方權貴，不然法官‘坐椅’極易被人搬走。”當然審判獨立在我國是一個涉及面極為廣泛和敏感的問題，除了人、財、物的獨立以外，還包括擺正與地方黨委、人大的關系、理順檢察監督、強化合議庭職責和法官個人獨立，實行法官的司法考試和選任制、實行法官職務高薪制、職務終身制等一系列問題，在我國現實情況下，審判獨立也是一個逐漸推進的過程；至于法官素質當然也重要，但法官缺少對案件深沉的邏輯認定能力和判決無罪的膽量和勇氣，同樣不利于形成社會對審判的公信力。 筆者認為，上述原因與對策的分析，忽略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論證： 第一，規范程序操作過程，真正實現程序正義。科學的程序除了本身具有查明真相的當然功能以外，還具有一個宣示正義的作用，即通過規范的程序操作過程實現一種所謂“看得見的正義”功能。程序的獨特作用除了在大多數或絕大多數情況下能確保查明真相（即實現實體正義）外，還具有一種不可逆轉或不可動搖性，即程序有效阻止了各種人情和恣意的影響并有效“吸收不滿”而“按部就班”走向既定目標，通過程序所達到的目標或實現的結果是任何人、任何力量無法阻止的。筆者對疑罪從無案件調查了解獲知，法院的審判未能遵循程序正義的要求。不少法院在開庭前反復研究案情，甚至反復請示上級法院或在有關領導之間“勾兌”，庭下認證和“隱形訴訟”操作過多，到正式開庭時已經形成了結論甚至內部決定，法庭審判好像例行公事般地表演一番，缺乏當庭認證和以審判為中心的說服力和程序正義應有的正當性、嚴肅性和不可動搖性。法官這種過多的“隱形”操作和猶豫不決在消息走漏后各種外部力量當然會乘虛而入，實際上法官的庭下認證經常是在自找麻煩。由于審判的走過場，被害人和家屬、親友未形成對審判的信任和尊重，這會加強他們在審判后“鬧事”的程度。由此可見強化法院和審判員的程序正義意識和規范程序正義操作是減輕法院社會壓力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二，從立法上增設陪審團制度以強化程序正義。陪審團制度是目前世界許多國家推行的一項重要制度，即由經過挑選的數名或十數名社會人士組成團體，在法官主持下聽審并主要就案件的實體問題進行判斷、裁決（多表現為對重大、復雜或疑難案件聽審）。陪審團裁決不僅有利于從實體上排除偏見，準確認定案情，防止錯誤，也有利于制約法官以防止其獨斷專行，同時它還具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減輕法官個人裁決遭致的社會壓力和當事人對法官公正審判的疑慮。顯然陪審團制度是強化程序正義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國法官疑罪不敢從無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幾名法官承擔判決無罪的風險容易把社會批評的矛頭集中在法官頭上，遭致過多責難確屬不爭的事實。這種責難還包括當事人對法官是否公正行事的懷疑。據筆者了解，不少當事人總是無端懷疑法官接受了對方當事人的賄賂，而由臨時或當庭組成的陪審團裁決顯然有利于直接消除這種疑慮和不滿。 總之，培養程序正義觀念，規范程序正義操作和完善程序正義的有關立法是解決疑罪不敢從無的重要手段，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手段甚至帶有關鍵性。試想一下，如果法官繼續進行猶豫不決的、使審判走過場的庭下認證、“隱形訴訟”，立法上也不允許陪審團的介入，那么強化無罪推定教育、實施審判獨立、限制新聞報道和提高法官素質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無疑將大打折扣。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倪澤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