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卓祖城制造、販賣、運輸冰毒2300公斤案 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依照法律規定，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接受了被告人卓祖城親屬的委托并指派我作為其辯護人，經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今天作為其辯護人參加上訴審的刑事訴訟。
受理此案后，我先后兩次赴湖南長沙查閱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三次赴郴州會見了被告人卓祖城。辯護人認為，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郴刑一初字第83號判決書認定被告人卓祖城犯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罪并判處死刑，其主要事實的認定證據不足且適用法律錯誤，同時判處死刑量刑畸重。現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一、認定被告人投資100萬元參股制毒證據不足，屬于主要事實認定錯誤。
經過辯護人核對判決和兩次認真查閱案件材料，認定被告人參股100萬元制造毒品并用于購買制毒設備，其證據來源只有同案犯陳錫鐘的口供和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兩次供述。但是，該證據中被告人陳錫鐘口供所說的卓祖城交來100萬元投資制毒是聽陳權所說，100萬元也是由陳權直接交付陳錫鐘的。在交付100萬元的問題上，被告人在案卷162頁先交代“我把100萬元一次性在陳權家里給他”，接著又在173頁交代“在汽車里我把100萬元交給陳權，到陳錫忠樓下后，陳權將100萬元交給陳老大，并說這是卓祖城的100萬元”。奇怪，被告人卓祖城并沒有下車，怎么能聽到陳權告訴陳錫忠的話呢？不但交付地點矛盾，而且將不可能聽到的話說得于陳錫忠一模一樣，可見，審訊中的不良手段導致了口供的一致性。而陳錫忠在案卷里也始終沒有提到卓祖城在車里還是在車外，但值得稱道的是，法庭上已經查明被告人卓祖城的確沒有下車。更為致命的是，因同案犯陳權沒有抓獲，卓祖城口供和陳錫鐘口供的矛盾得不到印證排除，那個口供是真實的，也得不到證實。因此，陳錫忠口供這一孤獨的傳來證據不能直接采用作為認定該事實的依據。況且，被告人并不知道關于股份的分配和用于制毒的情況，案件證據材料里也沒有一個證據能夠證明是陳錫忠告知過被告人股份的分配和100萬元的真實用途，更不知道用于購買制毒的機器設備。
當然，被告人曾經在偵查階段供述過投資參股的事實，但都是在嚴酷的車輪戰術和刑訊逼供之下所作的供述。審訊筆錄顯示，從 2002年8月24日 至 8月27日 ，共對被告人審訊9次，其筆錄時間呈連續不間斷狀態，被告人都被連續銬在椅子上刑訊逼供，這一點也有其他數名被告的供述為證。特別是被告人陳錫忠在 8月24日 至28日期間，一會說有8個股東，沒有卓祖城，一會又說有6個股東，有卓祖城。一會說卓祖城占5％股份，一會又說占10股份，最后又說占13％股份。該供述自相矛盾，同時與出資比例的計算份額也不一致（以陳錫鐘、李朝強出資比例計，每股應為20萬元，難道100萬就能占到13％嗎？）。由此可見，100萬元是陳權所借，還是屬于卓祖城投資制毒，陳錫鐘的口供不但得不到同案犯陳權的印證，而且口供之間矛盾多多，顯然是一個存疑證據。特別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卓祖城已經否定了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被告人陳錫忠也否定了先前的供述，否定了曾收到卓祖城100萬元的事實，只承認收到陳權100萬元。而判決書引用的“最有力的證據”，恰恰是原來就不能印證、現在又被兩被告人徹底否定的原口供。因此辯護人認為，這一事實認定只能依法適用“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不予認定。特別是上述原口供本來就是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得到的證據，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規定，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其真實的情況是同案犯陳權在未告知上訴人真實用途的情況下以13％利息向被告人借了100萬元，并且直接交給了被告人陳錫鐘。至于交付100萬元時究竟說了什么，被告人卓祖城無從知道，而且二被告人已經徹底否定，而陳權未能到案也得不到證實，所以判決認定這一事實顯然沒有證據，而認定被告人投資制毒構成共同犯罪更沒有事實依據。請法庭進一步查證核實這一事實，予以糾正。
二、認定被告人系本案主犯并判處死刑，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共同犯罪主犯的認定，依照刑法第27條的規定，應當看其在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如何。在本案中，被告人始終處于次要、輔助的地位，應當依法認定為從犯，并依法給予從輕、減輕處罰。
首先，被告人不是制造、販賣毒品的犯意發起人。不但案件證明材料沒有證明被告人是犯意發起人，而且一審判決也沒有認定被告人是犯意發起人。依照刑法共同犯罪理論和《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工作座談會議紀要》中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販毒是主犯的規定，被告人應依法認定為從犯。
其次，被告人在案件中不是首要分子。案件材料、起訴書和一審判決均證實：被告人沒有參與制販毒品的組織、領導、策劃、指揮，也沒有參與制毒資金的籌集決策和出資分配等活動，始終處于被支配、指使的地位，應依法認定為從犯。
第三、被告人在案件中沒有起主要作用。作為毒品犯罪，起主要作用的應當是犯意發起、組織策劃、主要出資、指使他人制造、販賣毒品或者直接、具體的制作毒品和販賣毒品，而被告人僅僅是在陳錫鐘、陳清泉、陳權的指使下做一些幫助性工作或者是輔助性事務，在整個案件中所起作用較小。僅僅認定參與了毒品原料和半成品的接送、帶路、保管等輔助性工作，那么，實施該行為的共同犯罪人怎么能認定為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呢？顯然在認定主犯的問題上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三、被告人具有其他酌定從輕的量刑情節。
被告人雖然參與了毒品犯罪的輔助性工作，對團伙成員制造冰毒起到了幫助作用，但是被告人畢竟不是主犯，不應當對全部犯罪結果承擔刑事責任，而應當根據被告人在案件中所處地位和所起作用分別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絕不能以案件重大或毒品數量巨大為由，將在案件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人員也升格為主犯予以重判。共同犯罪案件重大并不等于每個被告人都罪行重大。要正確處理重大共同犯罪案件中罪行與刑罰的協調以及一起案件中判處死刑數量過多的問題。
另外，雖然本案制造毒品數量巨大，但所有毒品尚沒有流入社會，至少還沒有造成現實的社會危害，對這一犯罪結果的危害性也應當在量刑時給予考慮；同時，被告人也是因家庭7個子女生活困難，為生計而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誘惑參與了毒品犯罪，而且是初次犯罪，并不存在非殺不可、不可改造的情況。也不屬于判決所說的“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因郴州中級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無數次的打電話，要求被告人妻子交錢買命，家里人已經賣掉所有房屋、家產合計25萬元交給了一審法院，祈求從輕處罰，然而判決書上卻只字未提。現在家里2歲至10歲的七個孩子和毫無生活來源的妻子均流落在外，分別寄宿在親戚家中，未來日子怎么過？社會能否給以救濟和能否認領走幾個孩子撫養給其生路，被告人妻子正在苦苦等待著。懇求人民法院能留下被告人生命，在獄中與家人苦度終生，也給家里人以生活的信心。一人犯罪殃及子女，不是刑罰所追求的目的。
另外，被告人在監所積極檢舉揭發三起犯罪，等待司法機關核實和落實，祈求立功贖罪。
綜上所述，被告人只是借給陳權100萬元，至于其真正用途被告人并不知道。被告人只是在案件中起次要、輔助作用應為本案從犯，而非主犯。同時還有其他量刑情節也請二審法院一并考慮，改判被告人以較輕的刑罰。
此致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倪澤仁
2004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