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的律師隊伍在逐步壯大，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的律師不被社會所尊重和認可。這固然與一部分律師因為經濟利益而放棄精神追求，自毀形象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律師事務所本身不注重外部形象建設。作為律師事務所的中堅力量，優秀律師和青年律師如何樹立律師的良好的社會形象，是我們律師界共同關心的一個熱門話題。

有人說，律師應當具備政治家的敏銳，外交家的風度，演講家的口才，文學家的筆墨，這當然是律師的最佳形象。雖然不是每一個律師都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但這畢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目標、一個方向！我認為，以上說法僅是從律師自身職業形象來分析的，是一種自我表現，是一種外象。真正提高律師的社會形象，我們更應當從律師職業的內涵入手，從我們自己對律師職業的定位，從社會大眾對律師的認識來樹立律師的職業形象。

一、律師自己的職業定位。很久以前就知道律師在發達的資本主義是一個有很高社會地位、很高收入的職業，很多政治家都是律師出身，但當時一直搞不懂這樣的律師好象都成了人們嘲弄的對象。后來，我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律師是自由職業者，大多“唯利是圖”，其本身形象與其職業定位錯誤有很大的關系，如同我們對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暴發戶的評價一樣。現在我國的很多律師都將自己定位于吃法律這行飯的，我們不能否認律師給我們帶來的生活保障，但我們所從事的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更是一項正義的事業、公理的事業、良心的事業和超越的事業，這應當成為是我們中國律師應有的追求和理念。或許我們現在還默默無聞，但是誰又能否認滾滾前行的社會主義法治車輪沒有我們的一臂之力？云南杜培武一案發生以后，劉胡樂律師奔走呼號，不僅使得杜培武得以昭血，還促使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孫志剛案發生以后，三名律師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上書，建議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隨后，五位法律專家再次聯合上書，提請對收容遣送制度啟動特別調查程序。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布，實施了二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如果我們把律師工作看作一項崇高的職業，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成就感，輕松感，而不僅僅是創收的滿足感，也會真正贏得社會的尊重與認同。

二、律師應當積極參政議政，進行法律援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1、律師要基于政治熱情而非利益驅動參政議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律師積極參政議政，很多國家元首都出身于律師，到處都有律師的聲音。而我們國家，律師參政議政的熱情不高，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中鮮有律師的聲音。現在有一些律師雖然熱衷于參加民主黨派，爭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但他們中一部分人的出發點并不是想為整個律師行業和社會帶來什么貢獻，只是為了結識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促進自己業務開展。律師會見難的問題和刑法第306條的規定幾乎扼殺了律師的刑事辯護業務，雖然年年都有人提出，但是十年來沒有什么任何變化，這不能不說與律師行業的政治冷漠沒有關系。

2、律師要熱心于法律援助事業。法律援助是律師法要求每一個執業律師都應當承擔的一項義務，但是好多律師對于法律援助熱情不高，總認為白幫忙，而且占用了自己的時間，影響了正常的業務。對于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援助案件也是敷衍了事。但是對于一些經過輿論報道的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件和一些名人的案件，即使其不具備法律援助的條件，但因為能夠吸引眼球，有些律師自己墊錢都要打。所以，社會上對這些追名逐利的“援助秀”頗有微詞，這也直接影響社會對律師整個行業的印象。需要援助的對象，大多都是社會底層的人，法律援助給他們雪中送炭，能夠增加他們的生活信心和戰勝困難的決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功莫大焉。即使需要援助的對象是個殺無赦的惡棍，律師的法律援助也能給他們最后一點人性的關愛，喚醒他們已經泯滅的良知。他們的真心懺悔對于后人的教育效果，是相當有震憾力的。

3、律師要參加社會公益事業。律師在服務于社會的同時，即是在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但律師對社會僅有職業的參與是不夠的，還應該廣泛地參與其他社會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現在社會上普遍認為律師是個高收入的行業，在我們已經解決了生存和溫飽問題之后，我們應該力所能及地做些公益事業，例如捐助輟學的學生，為災民奉獻愛心。當然，捐資不是唯一的途徑，義務普法、法律援助、公益活動……都是律師參與社會、展示整體形象、塑造優良品牌的機會。有付出總有回報,社會效益比經濟效益更有助于律師良好形象的樹立。江蘇連云港宏浩律師事務所的女律師楊曉萍為兩位大學提供資助，幫其完成學業的事跡就被社會各界傳為美談，很大地提高了港城律師的社會形象。如果我們律師界再涌現出幾個“張曉萍”、“王曉萍”，我們整個律師界的形象將變得多么高大！

三、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律師的作用。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工作中，維護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安定有序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律師工作在這方面有獨特的作用，應積極拓展律師服務的社會功能。當前應當著重抓好以下三個方面：

（一）拓展疏導社會矛盾的功能。傳統的律師業務主要是法庭辯護和訴訟代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社會矛盾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要求建立和完善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訴訟不再是解決矛盾和糾紛的唯一途徑，更不是首選手段，調解、仲裁等非訴訟手段在解決糾紛的作用中作用日益凸顯。我們應當積極拓展律師參與法庭調解和社會調解的工作，將法治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律師制度疏導和解決社會矛盾的“調節器”和“減壓閥”的作用。

（二）拓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功能。社會上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律師都認為，律師是當事人的代理人，職責就是鉆法律空子，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所以對于當事人的要求一概不拒，即使明顯知道當事人的要求違反了社會公德也假裝不知道，積極為其出謀劃策。律師既是當事人的代理人，又是法律秩序的捍衛者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律師固然不能做有損當事人利益的事情，但是對于當事人一些不合法的訴求和有違社會公德的訴求，律師有拒絕提供法律服務的權利。律師雖然不是法官，不能完全站在中間立場，但在執業活動中必須遵循最起碼的社會公平正義，讓案子贏得理直，輸得服氣。

（三）拓展參與社會管理的功能。目前，我國律師的執業活動已經廣泛介入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律師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開始顯現。但就總體而言，我國律師參與社會管理才剛剛起步，發揮的作用還很有限。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應當引導和推動律師更多地參與到國家和立法、行政管理和司法改革等活動中來，在社會管理中發揮律師業的獨特優勢。

本文作者：江蘇連云港云臺山律師事務所 顧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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